一个是出生于江西吉安府万安县的明代治河能吏，一个是出生于河南仪封（今兰考县）被康熙帝赞为操守天下第一的清官，朱衡与张伯行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如果想要了解其中的秘密，劝君不妨读一读九江学院李勤合教授校点的《道南源委》一书。该书被列入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主编的《儒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李勤合校点《道南源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从中不仅可以了解程颢程颐的学问在南方传播的过程，也能一窥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痕迹。
一、朱衡与张伯行
虽然朱衡与张伯行两个人，一个是出生于江西吉安府万安县的明代治河能吏，一个是出生于河南仪封（今兰考县）被康熙帝赞委操守天下第一的清官，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还真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曾主持过治理黄河，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还曾接力编写过一本书，就是《道南源委》。
朱衡(1502—1574)，字士南，号镇山，万安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以进士及第，先后任尤溪、婺源知县。惜民务实。迁刑部主事，分掌福建、山东等省刑案参驳、处理，晋升郎中。后又出任福建提学副使，不久擢升山东布政使。嘉靖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其时山东百姓缺粮，即上疏暂停商禁，允许外地转运粮粟至灾区，以救饥民。商运暂开后，又打开青州以西道路，堵截商运中奸人暴利。事成，召为工部右侍郎。
嘉靖四十四年，任南京刑部尚书。其时，秋雨冲破沛县飞云桥河堤，百余里水道淤塞，诏其改任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令火速赶往决口处勘察，组织抢修。因旧渠地势过低，屡浚屡淤，朱衡决定以原都御史盛应期所开新河故址走向，引鲇鱼、薛沙诸水，在吕孟湖筑堤以防溃决，筑马家桥堤阻止飞云桥决口。次年，给事中郑钦以受过朱衡惩罚的吏卒提供的材料，对他进行弹劾。朝廷派员核实，工程进展顺利，未予追究。秋天，该地再发大水，马家桥新堤决口，朱衡再遭弹劾，但马家桥堤迅速修复，故亦未受惩罚，诏令仍管理其事。次年，加任太子少保。
隆庆元年(1567)六月，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新河再度决口。工科给事吴时来提出新河决口要害在“以一堤捍群流”所致，朱衡以为符合实际，即重开四河，分流诸水，减少新河压力，获得成功，随后被召回工部。又上疏在东平至兖州改凿新渠，远避黄河水。隆庆四年九月，运河邱州南段睢宁处决口，起用潘季驯前往治理。次年冬，工科给事中雒遵前往阅视，认为潘季驯治理不力，上疏弹劾，提到“廷臣可使治理河道，无出衡右者”。隆庆六年正月，再度被召兼左副都御史，仍经理河道。五月，穆宗死，大学士高拱以修昭陵需要召他回部，朱衡以古稀高龄由治河工地返朝治理部事。
万历二年(1574)，给事中林景旸上疏弹劾他刚愎自用，朱衡即上疏乞休，获准，加太子太保。当年夏，穆宗昭陵陵恩殿被雨水冲损，追论朱衡督工不严之罪而撤职。不久逝于家中。著有《道南源委录》12卷、《朱衡集》20卷。其集又称《钟山集》、《钟山稿》。《明史》卷二百二十三有朱衡传，此外，林之盛《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卷六、《明诗纪事》卷十八等亦有其传。
张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字孝先，号恕斋，又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进士。尝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读至《近思录》及程朱之《语类》则曰：“入圣门庭在是矣。”乃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三十一年，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丁父忧归，建请见书院，讲明正学。四十二年，授山东济宁道。四十五年，康熙南巡，赐“布泽安流”榜，寻迁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康熙复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康熙乃自举之，擢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福建米贵，请发帑五万市湖广、江西、广东米平粜。建鳌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以教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祀朱子。俗多尼，鬻贫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赎还择偶，贫不能赎，官为出之。后历江苏巡抚、户部侍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榜。三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所著有《困学录》、《伊洛渊源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诸书。传见《清史稿》卷二六五。
二、《道南源委录》与《道南源委》
朱衡编写了《道南源委录》，张伯行编写了《道南源委》，两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朱衡编写的《道南源委录》在《四库全书》中列入存目。其原始版本不多见，故卢钟峰先生当年撰《论朱衡〈道南源委〉的学术史特色》（《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时尚依据朱伯行6卷改定本，非依据朱衡12卷原本。事实上，《道南源委录》尚存于世，今齐鲁书社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皆收录，所用底本来自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刻本系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由福建巡按李邦珍诠订，而由建宁知府杨一鹗刊于建宁大儒书院，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李邦珍，字子怀，号同川，祖籍福建省兴化县，洪武年间其祖迁居山东肥城县，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嘉靖四十二年，李邦珍任福建巡按监察御史，上任之际，朱衡授以《道南源委录》稿本。李邦珍《道南源委录序》：“《道南源委》，盖今少宰镇山朱公视学闽中时录以诏博士弟子者也。后十年，予以按部行，请所从政毕，授是编卒业焉。窃三叹曰：‘此非一方文献之征乎!’余不佞，方代天子观风海上，于是盖得其风之大者，乃属建州守杨子传之而叙其事。”[《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第267页。]
杨一鹗《道南源委录后序》：“嘉靖壬戊（1562）秋，巡台李公持绣斧按闽，政尚德教，务倡正学，以风人心。首迁建阳黉序，以故址为大儒书院，一时青衿士岳然前奋，偲偲然向于道矣。既逾年，按建州，出一筴示鹗曰：‘此《道南源委录》，今诠部右丞朱镇山公督闽学时所纂次者也。公惓惓然以道甄闽士，重修文公年谱，及复廌山、西山诸祠，具有记。旋辑闽儒之闻道者，溯源分委而成，是录谓锓梓以擢行。予拜命按闽，以公曾观察是邦，请所为观察者。公手是录谂予曰：闽兵燹极矣，孔子谓修文德服远人而疆理南海，卒归于矢文德之颂，盖正学、明文、教张，士修孝弟忠信即干城，函矢在人心矣。呜呼，闽学之不讲旧矣，矢德修文，其在兹录乎？行梓之，令青衿士人挟一册，庶几有兴也。余三复之，悚容叹曰……鹗不敏，敬承巡台公之命，以是录梓附大儒书院，而附申修文威远之意以告多士。”[ 《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第268—269页。]
由此可见，《道南源委录》正是朱衡视学福建时所作，后十年，李邦珍巡按福建时嘱杨一鹗刊刻。
书后又附有朱衡学生张天衢嘉靖庚申（1560）撰叙，透露了朱衡当年编纂此书的动机：“（朱衡）先生既至，端范肃条，士有定志，举足杨（扬）声皆准绳矩度，人皆知先生以圣学自期，且以望二三子也。曰：洙泗嫡派在伊洛，伊洛嫡派在闽也。龟山先生载道而南，开我闽学，由是而罗而李而朱，闽之学大成矣。士生其乡，可忘所自而不知学乎？有进而言者曰：岁在庚寅，一所先生肇祀纯公，[ 一所先生，金贲亨。嘉靖八年（1529），重建道南书院，刊印宋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十四卷、明黄岩谢铎撰《伊洛渊源续录》六卷。]配以四子。先生曰：礼也，以义起也。集其绪论，合为一书，明所传也。前辈之猷远矣，教不在兹乎？曰：学以圣人为归，而进步取诸近，当自乡先正始。予为尤溪，为婺源，皆文公之乡也。宦其乡，景行其人，寻其学之源委也，每以告诸生而未及夫八郡也。今非吾责乎？蚤夜以思，欲以世系图谱之例以正其宗而备其派，窃比于伊洛渊源之撰。乃不计岁月，博访群搜，细简精择，由是详其世，定其统，节取其言，载其同门及门之士。”[ 《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第384-385页。]
《道南源委录》，亦称《道南录》、《道南源委》。后张伯行巡抚福建，感其书崇正理学，版久湮没，乃为重加考订，涉于异端者去之，未备者补之，定名为《道南源委》。
张伯行巡抚福建，曾搜求先儒遗著，手自校刊，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凡六部，刊成五十余种，《道南源委》即其一。伯行《道南源委》自序云：“余既重订朱子所编《伊洛渊源录》，又考有明少宰镇山朱公视学闽中，尝编《道南源委》以诏博士弟子员，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参之《宋史》、《闽通志》、府州县志及遗事、行状、志铭。诚哉，有心斯道者独是朱公之编次重统也。余在戊子春，业成《道统录》一书，故于兹编虽溯厥统系，而惟是概举，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备者补之，涉于异学者删之，且以二程冠其首，为道南之发端。名固仍旧，义亦有合焉。”[ 《四库存目丛书》，第125册第2页。]
张伯行改定之六卷本当时即有刊行，即世传康熙四十八年正谊堂初刻本。此本传世不多，至同治年间，已难寻觅。左宗棠自浙江督师过闽粤，凯旋福州，重振文教，因开正谊书局，访辑伯行原本，重加校刊，定名为《正谊堂全书》，《道南源委》亦在其中。《正谊堂全书》自同治五年开始刊刻，至九年竣工，当时尚有部分待访书目，部分书晚至光绪年间方才刊刻，《道南源委》则于同治五年即得刊刻成功，此即同治《正谊堂全书》本。此本卷首增加《明史》朱衡本传，且《正谊堂全书书目》题“明朱衡撰”，不无不妥，惟各卷仍保留旧题“仪封张伯行孝先重订”字样而不及朱衡。此本避“弘”、“丘”等讳，虽校出旧本部分错误，但亦增加了部分错误。今有齐鲁书社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四十八年正谊堂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儒藏》整理本。
三、道南之学：“吾道南矣”与“吾道南来”
1.“吾道南矣”
“吾道南矣”之前，先有“吾道东矣”。《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这是马融认为郑玄将自己的经学向东传播了。程颢“吾道南矣”显然是借用了马融的语言。
但根据顾宏义《“吾道南矣”说的文献学考察》研究，北宋中期程颢送学生杨时南归时所云“吾道南矣”之语之事，在杨时生前和其死时未见当时人予以引录和评述。今所见最早记录此事的文献是朱熹所编《二程外书》与《伊洛渊源录》，其文献依据是《龟山语录》。而朱熹编纂《二程外书》时所引用之《龟山语录》与今传世本《龟山先生语录》非同一版本，因而不见于今本。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杨时师承程颢事实的确认，“吾道南矣”更多的是对这个事实所体现、包含的意义的确认、提升。
程颢之道经由杨时等人传到南方，并由程颢本人亲口讲出“吾道南矣”这样的话，这就是确认了杨时等人道统的合法性、权威性。这种传承在后来不断强化，也使得“道南之学”成为道统传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元末杨维祯云：
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禹、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据顾宏义先生的研究，后世借用马融“吾道东矣”的例子非仅程颢个案，例如南朝刘宋时南阳宗少文与张敷谈系象，往复数番，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而且佛教中也有类似说法：
唐李舟作《能大师传》：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缘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为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说稍稀，时谓人曰：“吾道南矣。”（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49页。）
以上数例，都说明“吾道南矣”是指道向南传播。所以，无论是朱衡《道南源委录》还是张伯行《道南源委》，在向上追溯时都只追溯到二程。所以，当人们进一步把历史框架拉开时，就出现了“吾道南来”。
2.“吾道南来”
谈到“吾道南来”，最著名的莫过于岳麓书院里的那副对联。传为王闿运所撰的这副对联说：“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这副对联虽然改“吾道南矣”为“吾道南来”，但只是为了前后对仗，其意思仍然是指二程传其道学于杨时、游酢，但他却进一步点出而程之道“原是濂溪一脉”，把道南之学上溯到了周敦颐。并形象地用湘水、大江做比喻，大江（二程洛学、道南之学到以后蔚为大观的朱熹闽学）虽然宏大，但终究是处于下游，是湘水（周敦颐濂学）的余波。
湖南衡阳的湖南第三师范校门曾悬挂有对联：“吾道南来尽是濂溪子弟，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应该是化用了岳麓书院的对联。
宋代有个姚颖（1150—1183），年龄比朱熹小20岁。他是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县）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状元，可惜英年早逝。姚颖曾有一诗《题絜斋书院》，其中说：“鹅湖鹿洞两优游，吾道南来谁与俦。鄮地传心化已治，堇山遗教泽长留。空阶向日春风度，栋宇凌云化雨周。声誉已垂百世后，长江虹水不空流。”从时间上来看，姚颖此诗与朱熹作《二程外书》（乾道九年1173年）很相近。
明代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巡按毛在曾为题“吾道南来坊”名。
在福建省南平市的杨时陵园，保留着明人罗环所撰对联：“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一家。”而在南平李侗的祠堂也有一副对联，只是把上联改了一个字：“斯文上续三千载，吾道南来第三家。”这是把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人作为道南之学中的三代核心传人。
而在福建漳州云霄仙峰岩七贤祠也保留有据说是清儒蔡世远所撰对联：“吾道南来，先朱文公漳南讲学；两宫北去，痛岳武穆塞北班师。”
从这些例子来看，虽然“吾道南来”，但其意思仍是指吾道“来到南方”，而非“来自南方”。只有在湖南语境下，“道南”才直接与“濂溪”和周敦颐取得了联系。但从朱熹等人建构起来的宋学道统来说，二程之道无疑是“自南而来”，自南方的周敦颐那里而来。于是，“吾道南来”确实是有其不一样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吾道南来”到“吾道南矣”，反映的正是两宋时期，中国儒学南北互动的一副图景，而中国儒学的重心最终因为宋室的南渡而留在了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