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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在“文化”与“权谋”之间——陈寅恪的政治观
2017-05-23 08:35 曹欢荣 

 

 

史称儒家文化在西汉武帝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内重孝道以睦家族,外尚礼让以接天下的名教礼治学说是分封制的体现。到了秦朝,郡县官僚制替代了分封制,虽然分封制依然保留,并在某些历史时期还得到了一定的强化,但终究从核心政治制度变为边缘政治制度。分封制的边缘化,却没有减弱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从魏晋到隋唐,在华夏政权更替以及华夏与四夷的角逐中,儒家文化扮演者“先进文化”的角色,似乎有“得儒家得天下”之意味。崇尚儒家文化的“门阀”豪族似乎总能在政权争夺的“权谋”游戏中成为赢家。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演讲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政治态势与历史演变的观察总是以“文化”与“权谋”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基线,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先生在其历史考证和述说中隐含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儒家文化”是政治集团谋求政权的思想武器

 

陈先生说:“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1]曹操好法术刑名,出身寒门,他曾经在寒族的支持下,反对儒家名教,战胜了儒家豪族代表袁绍。然而,曹操死后,儒家豪族以司马氏为首卷土重来,又把政权夺了回来,所以袁绍的失败只是儒家豪族的暂时屈辱和挫折,最终的赢家还是崇尚儒教的门阀集团。

 西晋颠覆曹魏,恢复东汉时代儒家豪族阶级统治的局面,因此,在政治组织形式上,也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秦摧毁的“五等分封制”,这是儒家政治学说赖以建立的现实土壤。当然,回到西周的“分封制”已经不可能,与西汉建国初期一样,西晋的基本政治结构也是“分封制”与“州郡制”并存。在恢复封建制度前,也由于孙吴还未平定,魏末晋初实行州郡领兵制。晋武帝分封诸王后,州郡领兵的制度便被废除。新分封制实际只有三等:王、公、侯,“以郡为国”。当然也有州郡存在,区别是封国有军队,而州郡只有武吏;封国属于诸王,州郡属于皇帝。

西晋信奉儒家的豪门统治集团所实行的罢州郡武备和恢复分封制,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十分巨大。这种分封与州郡并存的政治组织形式杂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政治主张,显得不伦不类,但基本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最终难以平衡皇帝和诸王之间的各种复杂的政治利益,以至于“八王之乱”彻底葬送了西晋江山。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内在冲突也是中国专制历史上王朝重复更替的基本原因。

崇尚儒家的门阀集团为什么能战胜崇尚法家的寒门集团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的政治学说适合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情状。儒家学说重视血缘关系,这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家族子孙的繁荣为农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儒家安土重迁的思想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性。除此之外,如果说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那么重视家庭宗族关系的儒家思想也更有益于形成稳定而有力的政治集团。

然而,虽然儒家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君臣父子之义”,但是政治说到底是赤裸裸的利益,到处充满了血腥的斗争。这些儒家豪门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抛弃了儒家的“礼让节俭”精神,显得残忍毒辣。陈先生说:“司马懿的坚忍阴毒,远非汉末迂缓无能之士所能比。”[2]当他们取得政权后,也可能逐渐远离儒家倡导的节俭和重德,“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节俭的时期也过去了。”[3]

陈先生对魏晋历史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为什么古代专制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这样一种虚伪的政治,表面上倡导一套“文化”,暗地里执行另外一套“文化”。统治集团为维护政权总要高举一面温情的旗帜,这面旗帜同时也兼着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作用。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没有比儒家更合适,更冠冕堂皇的文化旗帜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思想武器,至于其中内容很多时候是不能当真的。当政治需要时,应该随时拿起“法家”手段。如果文化上没有儒家的体制,或者武备上缺乏“法家”之强力,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任何政治集团都会丢掉政权。东晋的名士“清谈误国”,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争论“名教”还是“自然”导致“误国”,毋宁说是因为他们“文化”太深,“武备”松弛而“误国”。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不能统一南方,南方也不能统一北方,其主要原因是北方“武力”强大,但没有“文化”,而南方有文化却没有“武力”。没有“文化”的北方不能很好的调整和平衡各民族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利益,也不可能获得汉士族对于皇家正统的认可。北方胡人政权想要统一中国,必须要接受汉文化,占领被认为是代表汉文化的地方,并通过接受汉文化来凝聚人心,解决胡族之间以及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南方物产和武力都不及北方,尤其缺乏骑兵,这是北伐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当胡汉融合,也就是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汉族接受胡族的“兵制”,南北统一的条件就成熟了。陈先生说:“为宇文泰、苏绰所创立的府兵制,其初虽然是鲜卑兵制,部酋分属制,但经过周武帝和隋文帝的改革,终于变成华夏兵制,兵农合一制。民族界限在军队中也消失了。北周灭了北齐,隋时,内徙的六镇鲜卑汉化,北朝的民族问题得以最后解决,南北统一因此能够实现。”[4]

 

二 形成以儒家为核心的地域特色文化可以偏安一隅

 

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东晋建立,这个政权是北方的儒门大族与江东的儒门大族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从文化上说,东晋代表汉文化之正统。然而,这些文化代表们生活奢侈,追求安逸,不但没有北伐的雄心,连保护自己地盘的实力都没有。东晋之初,王敦与苏峻叛乱,是溪族人陶侃平定的。东晋将领基本是南方流人中有武力的中层阶级楚人,楚人善射善战。东晋在南方的政权是儒家文化与武人相结合的特色文化,维持百多年。东晋政权最后被以刘裕为首的京口楚子集团控制,并易晋为宋,史称“刘宋”,以后政权更替,又历齐、梁、陈。陈先生说:“南朝前期宋、齐、梁的政治史,概括言之,是以北方中武装善战的豪族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战的文化高门为公卿,相互利用,以成统治之局的历史。在这个时期,南人相对于北人来说,尚是个不善战的‘民族’。……南人的不善战,是北人在江左的数百年统治所以能够确立的重要原因。梁时,北来将种豪家、文化高门,一齐腐朽。候景之乱,只有依靠北来降人去抵抗和反击。即在这个时候,南方土著豪酋,乘隙兴起。南朝历史转入了另一个阶段。”[5]从东晋到宋、齐、梁,统治集团的性质与文化基本是一致的,这个时候南朝可以与北朝对峙,并在某些时候还占有优势。梁灭,具有江左特色的儒家文化也随之消失。“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腐化后,于梁末被全部消灭。陈为南朝的尾声,且社会有重大的变化。此即南方土著豪酋的兴起。陈为北人低门与南方蛮族相结合所建立的朝代。”[6]北方的那些儒家豪门和武人结合,以“儒家”为表,以武力为里,本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政治态势。然而,这些儒家豪门在玩政治的时候很容易走向腐败,比如生活追求奢侈安逸,崇尚清谈;政治上处理不好家族内部的利益冲突,最后当然难逃灭亡的命运。这倒不是社会状况本身发生了巨大改变而进行的政治变革,不过是一群统治者自身腐化而导致的政权异手而已。南朝的这段历史表明只要能把“儒家文化”与武力结合,统治集团内部腐败不严重,那么这种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儒家文化是可以维持一个地方政权的。后来的陈朝,彻底抛弃了这一地方特色文化,因此没有什么作为,也是个短命的政权。

再考查北齐和北周的政治态势,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儒家特色文化是如何维持一个地方政权的。

北齐的高氏统治者是鲜卑化的汉人。北魏推行汉化,自孝文帝时加速,这本是历史之潮流。然而,汉化过程中遭到了很大阻力,这些阻力来自那些顽固的鲜卑人,也包括那些鲜卑化的汉人。当北魏的汉化改革处理某些关系不当时,就很可能被那些反对汉化的人窃取政权,从而使汉化改革的努力付之东流。北齐高氏就是在北魏汉化改革中,利用各种复杂的政治势力攫取政权的。北齐政权曾极力“排汉”,统治集团基本来自六镇军人,是洛阳汉文化的竭力反对者。然而这种“排汉”只是胡汉融合的历史中的一个复辟的小插曲。当高氏用鲜卑武力取得政权后,又不得不重拾洛阳汉化以及江左之典章文物,“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魏孝文帝以来,文化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7]由此可见,生于六镇,极度胡化的高氏政权照样要接受儒家文化,并与当地现实融合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文化才可以维持此地方政权。后来,北齐为北周所灭,其原因照样是由于儒家文化代表们的腐化,并导致“外儒内法”的矛盾难以调和。

同样是来自六镇军人,并承反对汉化政策而兴起的北周宇文氏统治者不同于北齐高氏统治者。首先,由于六镇大部分军人都掌握在高氏手中,在武力上,宇文氏处于劣势。于是,宇文氏建立了府兵制,“从仿照鲜卑八部(八国)之制设八柱国看,从分团统领,自相督率,不编户贯看,从广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民为府兵看,从府兵有选择官吏之权看,府兵制初建,是鲜卑兵制,是部酋分属制,是兵农分离制,是特殊贵族制。”[8]其次,宇文氏的府兵制虽然来自鲜卑制度,但又吸收汉文化,以鲜卑旧兵制为基础,改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再次,宇文氏为了笼络汉人,协调好胡汉民族关系,依据《周礼》改变官制,这其实是在中央政治组织形式上确立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虽然这种改制确有非驴非马的意味,但为后来周武帝和隋文帝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关陇集团也是后来李唐政治的统治基础。陈先生说:“适值泰(指宇文泰——引者注)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之地,而欲与雄踞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区为本位,融治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业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绰(指苏绰——引者注)所以依托关中之地,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实亡,岂无故哉!质言之,苏氏之志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故考隋唐制度渊源者应置武功苏氏父子之事业于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其事显明,自不待论。”[9]陈先生认为隋唐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其中河西文化对隋唐的影响往往被人忽视,原因是(西)魏、周之源确实不如其它二源重要。然而,“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遂输入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逐深受其影响。”也就是说,北周文化也是河西文化之遗存,并与当时现实相结合的以儒家为核心的特色文化,这是北周政权得以维持,最后还吞并了北齐的重要基础。虽然北周之制度对隋唐之影响不是很深,但北周早期坚守的“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还表明,胡汉融合并非就是全盘“汉化”,而是将胡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以汉文化为核心,使得华夏“外儒内法”的政治更加成熟。

 

三 胡人接受汉“先进文化”是历史必然

 

陈先生认为胡汉之分不应该以血缘种族论,而应该以“文化”论,即接受胡文化的人就是胡人,接受汉文化的人就是汉人。在当时胡汉杂居,且相互交融之过程中,此观点甚有道理。陈先生说:“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汉化,虽然深浅不同,也不是整齐划一,但表明了一种倾向,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域分民族,将让位于以文化分民族。”[10]胡汉文化之间的隔阂使得胡汉融合的过程十分曲折,中原士人认为晋才是文化正统,甚至有人耻于在胡人建立的政权中做官,而胡人统治者虽然一方面任用汉人做官,并借鉴汉文化中的政治制度,但早期的胡人政权曾实行“胡汉分治”,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

胡汉分治无疑表明胡汉融合的不容易。北魏前期的崔浩之死正是由于他“重家世人伦”的儒家政治理想和方法与鲜卑统治者有政治势力但无学术文化的情况发生了严重冲突。崔浩罹祸,是胡汉融合中的第一次大曲折。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汉化速度加快,为了扫清汉化之阻碍,孝文帝甚至不得不杀了自己的儿子恂。太和十七年七月,孝文帝远征南齐,太子元恂留守新都洛阳。元恂嫌河南酷暑,穿胡服。在反对汉化和南迁的贵族的支持下,太和二十年,元恂逃至平城。其父孝文帝返回后平息了变乱,废黜元恂为庶人,囚禁在河阳,衣食仅够维生。不久,又派人将元恂赐死。由此可见,鲜卑族对汉化政策反抗力量之强大。后来,由于洛阳汉化加深的同时,腐化也在加深,北方六镇之胡化顽固势力发动“六镇之乱”,北魏政权在飘摇中败落。

然而,汉化的历史趋势是不可动摇的,北魏之后的北周和北齐政权虽然都出自六镇胡人,但最终都在文化上接受魏、晋以来的汉文化,并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北齐统治者高欢极度胡化,但不得不任用山东之士族以维持统治;北周宇文泰也以《周礼》中官制文饰鲜卑之野俗,周宣帝时又服汉魏衣冠,周灭齐后,旋即采用齐之制度。可以这么说,胡汉融合的历史就是胡族汉化的历史,胡族汉化也就是大势所趋,是任何政治势力和团体都无法改变的。汉族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在当时的东亚大陆无疑可视为“先进文化”。前文已述,这种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适合农业社会的发展,无论从人口繁衍、物质生产还是文明程度上说,都比那些胡族文化高级,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力。陈先生说:“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就要推崇汉化,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这是胡人不断要侵犯汉人地盘的原因,也同时表明了胡人接受汉“先进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胡汉融合的历史研究表明所谓的民族利益、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特色不是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那些坚守落后的民族文化不放手,还自以为是民族精英的人其实是民族的祸害。历史上的各种民族主义者总是打着爱民族以及爱国等等看似非常堂皇的旗帜,很容易打动本民族人,并受到本民族中的一般民众的拥戴,还可能被整个民族崇拜为“民族英雄”。然而这种所谓的“民族英雄”往往是葬送民族前途的罪魁祸首。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时代,我们应该要警惕这种“民族主义”,否则的话,我们很难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者“中西并用”中找到合适的民族复兴之途径。

当然,胡族汉化,或者说胡族接受以儒家为核心的汉“先进文化”并不等于是全盘汉化。汉文化确实比胡文化高级,这是无容置疑的,也适合当时社会发展之情状,并有利于形成稳固的统治集团。然而,由于政治“权谋”的残酷性,只讲忠孝的温情等级制政治是无法对抗敌对政治势力的。在胡汉之争中,以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势力的“权谋”对抗为主转化为胡汉民族之间的“权谋”对抗为主,当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遇到胡人之武力,很可能政权就被颠覆。为此,为了对抗内部政治势力以及外部胡人的武力,这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必须与“法家”文化形成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统治秩序。“外儒内法”的平衡被打破之际,就是政权灭亡之时。这种平衡被打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崇尚儒家文化的政治集团的腐化。宗族政治势力过于重门阀,门阀子弟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世袭贵族地位,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生活奢靡,社会阶层严重固化,同时武备松弛,政治洗牌就不可避免。在胡汉融合的大历史背景下,胡族政权常常颠覆汉族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汉文化走向腐化的纠正。胡人文化也一次次将汉文化中被破坏的“外儒内法”之平衡再予以重建。所以,胡人用武力取得政权后都接受汉文化不但表明了儒家文化之先进以及胡族汉化的历史趋势,同样也表明胡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也是汉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保证。陈寅恪先生说:“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胡化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假使一直汉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变得更加腐败。”[11]

 

 

 

陈寅恪先生认为,汉魏晋以来,汉族以儒家为核心,以“外儒内法”基本内容的汉文化是政治统治集团协调内部利益关系,笼络人心以及对抗政敌的思想武器。这种“文化”与“权谋”之间的政治游戏是任何政治集团能够统一中国的基本条件。即使在民族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只要能把儒家文化与地域现实结合为一种以儒家为核心的特色文化,也能够维持一个地方政权。在胡汉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汉文化无疑是“先进文化”,胡族汉化是历史的大趋势。然而,胡族汉化不是全盘汉化,胡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也是汉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保证。陈先生的政治和历史观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与“权谋”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去理解政治结构以及历史变迁的因果链条,这对于我们理解现实的政治和思考人类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页。

[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4页。

[3]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3页。

[4]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35页。

[5]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91-192页。

[6]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00页。

[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页。

[8]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00页。

[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页。

[10]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00页。

[11]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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